老龄化的重心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。
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预测，到2050年，世界老年人口预计约达20亿，较2020年将增加一倍以上。其中，约有16.3亿老年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，3.7亿老年人生活在发达国家和地区。
10月19日，在“中国式养老发展新机遇与新模式”论坛上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表示，我国已迈入了老龄化社会，更为严峻的是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为5000-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而我国在人均GDP1000美元时便迈入了人口老龄化。
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%，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%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度龄化的标准。
汪泓指出，根据联合国数据，从老龄人口比重由7%到14%花费的时间来看，法国、美国、德国分别耗费了115年、69年和42年，中国则与日本（24年）相似，用了27年便达到这一水平。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中国式养老面临五大挑战。
首先，多层次、立体化和智慧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亟待建立。目前，我国老年人多数选择了居家养老，形成了居家养老、社区支持养老、机构养老三种模式。然而，由于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呈“橄榄型”结构，养老机构的供给呈“哑铃型”，供需结构之间存在矛盾。需求最大的中端养老机构由于床位不足，尚不能满足选择社区和机构养老人群的养老需求。
其次，养老保险三支柱结构失衡，“一支独大”问题突出。汪泓指出，2020年，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占比为77.7%，“第二支柱”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占比29.2%，“第三支柱”商业保险占比仅为0.1%。养老保险融资过多地依赖基本养老保险和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，导致第一支柱责任过重，结构性问题突出。
第三，养老产业发展面临体制性和观念性的障碍。这具体表现为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区分不明确，缺乏政府、市场介入，对其进行边界划分；民营机构在财政支持、土地使用、医保定点方面先天不足，无法很好地与公办机构共同发展；以及行业管理上仍处于条块分割、多头管理局面。此外，人们对福利化养老、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误区、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、产业化的进程，老年人重积累、轻消费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，也直接影响了老年市场的消费增长。
第四，养老金融体系需进一步提升。目前，我国二、三支柱发展滞后，养老金的充足性、可持续性令人担忧。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计算，2020年底，我国第二、三支柱养老金资产为3476亿元，占GDP的2.2%，而美国的这一数据为90%。此外，在养老金融市场，无论是机构参与还是产品供给，商业银行经常处于缺席状态，我国居民个人储蓄向养老产品的转化效率也因此较低。
第五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不足，人才队伍“三高三低”。由于养老服务人员普遍呈现社会地位低、收入待遇低和学历水平低的特征，加上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调、老年人力资源利用率较低，以及缺乏系统政策和保障机制，导致了该行业人才流动性、劳动强度和平均年龄都处于较高水平。
针对上述挑战，汪泓指出，中国应采取“事业+产业”、“政府+市场”、“保障+服务”的新模式发展养老产业。根据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的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优化生育政策等三大举措，这将具体表现为：
1. 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养老服务体系。这需要引进需求评估机制，以年龄、身体状况、经济收入状况、家庭特点为维度，对老年人建立长效的需求评估机制，提供不同特点的养老服务。在供给层面上，则实现由政府主导，家庭和自助为基础，市场与社会协同支持，筹划多元化的服务体系。此外，还应建立统一的经济状况审核体系，严把行业准入标准，规范公办养老机构供给标准，以完善严格规范的监督体系。
汪泓指出，目前，我国已把老年人健康管理体系纳入国家战略，并出台了包括预防保健等一系列政策。老年医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，全国约有2000个医院开设了老年护理服务。
2. 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。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预测，十四五期间，我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8-10万亿元。第一支柱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，企业年金的覆盖率低，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企业年金覆盖率仅有5.94%，且难以提升。但这也意味着我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空间广阔。随着递延税下的商业养老保险、专属商业养老试点依次落地，“养老保险+养老社区+养老服务”产业链整合险企资源，商业保险的发展阻力将下降，产品竞争力也将不断提升。
3. 优化人口结构，实施“全面三孩”政策。目前，“三孩”政策的推行面临传统养育观念过于精英化、教育成本过高、女性就业歧视等难点。要想逐个击破，汪泓指出，需转变家庭教育观念，树立新型教育人才观，保持教育政策的稳定性，实现一个家庭三孩之间教育政策获取的平等性；需构建完善的托育体系，降低养育成本，深化住房体制改革，制定多子女家庭购房贷款优惠措施；积极倡导女性就业平等，注重对以女性就业为主或女性员工较多的企业进行监督，增强女性维权意识。